为什么税收问题这么“闹心”？

导读

提高个税起征点，让企业税负问题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，并将影响为数众多的企业的发展轨迹和就业；崔永元与冯小刚的“恩怨”掀开了娱乐圈影视明星们偷税逃税的冰山一角。本公众号将推出系列税收相关文章，梳理中国税收体系，预判未来税改空间和方向。

三大矛盾

财税改革向来是一块“难啃的骨头”，改革开放以来，我国大大小小启动过5次关于财税的改革，但真正产生深远影响的只有1978年的“放权让利”和1994年的“分税制”。其中，1994年税改几乎与经济高增长“风雨同济”。

不过，时过境迁，伴随着现实的变化，目前的财税体系与经济社会发展要求难以匹配的矛盾其实越来越大。核心矛盾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：

一

矛盾一

国于民的财富合理分配的尺度难以把握

个人所得税法修正案草案刚一提出将个税免征额从现行每月的3500元提高到每月5000元，舆论就普遍认为5000元免征额过低，社会强烈期待正式修正案能够将免征额进一步提高，建议进一步提高到7000元乃至1万元的呼声很高。

然而，最终通过的修正案并没有理睬社会的呼声，依然采用5000元免征额。

实际上，在现有个税机制下，个税免征额（社会习惯称为起征点）无论多高，只要征税方式“一刀切”，社会大众对其就会意见较大。

中低收入者期望交得更少、得益更多，故不满意；工薪阶层，作为个税最大贡献者，期望通过个税改革有效降低税负，也对“微调”不太领情；至于高收入者，主要收入来源是财产收入和其他隐形收入，因避税手段多样化，使其对税改“不痛不痒”。

事实上，由于各地经济、物价水平迥异，不同地区、城乡之间，同样免征额（起征点）的意义可谓截然不同，若征税方式不做根本性改变，在面临跨越“中等收入陷阱”临界之际，或将难逃国富与民富间的对立矛盾。

而在上述落差的背后，存在一个根本性的问题，即国与民之间财富合理分配的尺度难以把握。而矛盾的根源在于：

一方面，教育、医疗卫生、社会保障和就业、保障性安居工程、公共文化等各方面不断增大的投入，只能通过不断增加的税收来摆平；

另一方，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大政府模式依然主导经济社会发展，而集中力量办大事的相关支出也只能通过税收来解决，藏富于民难以在税收层面得以落实。

一

矛盾二

民粹情绪与产业升级难以兼顾

在民粹主义者看来，个税起征点（为符合大众的习惯，以下把免征额统一称为起征点）究竟提高多少已俨然变成测度政府有多大决心和诚意的问题。

然而，在一个贫富差距不断增大的社会，简单地将问题引向贫富之争或与民争利，既无助于缓解真实存在的民生压力，也遮蔽了改革税收体制的必要性。因为，化解税收问题的根本并不在于简单地提高或降低税率，而是要从税收结构上进行根本性的改变，来化解相关矛盾。

另一方面，产业升级的紧迫性在当下几大拐点叠加（产能、环保、贸易、金融危机）下日益凸显，以往低成本为竞争优势的发展模式举步维艰。

然而，产业升级需要人才，个税过高又排挤人才：以目前年薪100万人民币的金融高管为例，在香港其仅需按15%-17%的个税税率缴税，在上海则要按45%的税率缴纳。正因担心人才流失，有些地区政府（如浦东）甚至独辟蹊径地推出专项财政补贴，以此降低部分行业高管需缴个税。顾及民粹情绪无疑需要“劫富济贫”，而实现产业升级又需用高薪留住精英，二者矛盾亦难缓解。

一

矛盾三

税制与经济转型发展难以匹配

产业升级、外需受阻的形势严峻，经济转型的紧迫性自不待言。判断一个经济体发达与否,服务业的滞后或繁荣是一个重要指标。中国虽有为世人羡慕的GDP增速，但三大产业发展却极不协调。

当前服务业发展与体制性矛盾的关联度大，部分地区依旧存在重二产、轻三产的思想，比如在税收、土地等政策上，甚至水价、电价都存在差异。若要打造以服务经济为主体的产业结构，须对过去服务于工业经济的税制体系作出相应调整。

地方政府或许会因此牺牲短期的税收收入，但从长期而言则属“放水养鱼”的良策，因为从工业向现代服务业的转型中，高税赋已成制度上最大的“拦路虎”。

虽然“营改增”的初衷是助推产业结构转型，但在现实中却演变成现代服务业的“紧箍咒”。直接原因是税制设计上的缺陷。

“营改增”的最大理由是“避免重复计税”，由于营业税按业务流水征税，每多一道程序，就多征一遍税，而今，转包、分包现象甚为普遍，营业税“雁过拔毛”，显然有碍于社会分工的细化及服务业“毛细血管”的衍生，“营改增”就此有了必要性。

但问题是，增值税也并非“神通广大”，只在上下有完整抵扣链条的企业才“魔力乍现”，若抵扣不完整，或纯劳务型服务企业，就将失灵，反而增加相关企业的税收负担。

短期难以破局

上述三对矛盾犹如三条边，构成了一个结构性“三角”，形成“不可能”同时兑现的内生性瓶颈。在矛盾一和矛盾二中，国富与民富、先富与后富难以同步；在矛盾一与矛盾三中，社会现实与制度理想无法得兼；而在矛盾二与矛盾三中，产业升级与整体转型的时差，也使得作为上层建筑的税制调整难以规避滞后性。

因此，目前这三条边的内在矛盾制约着财税体系的调整，且尚未显示有破局的迹象与可能。

当且仅有关方面给与市场和社会更多的信任，行政逐渐将市场、社会让渡权力，藏富于民被全面认可，国家财富的分配格局或可能实现格局性调整。

三角形的“中心”或将在公民社会与国家意志、民粹思维与市场逻辑、经济社会发展现状与目标的内部矛盾转换、彼此交互博弈中，不断寻找自身的政经均衡点。

可调整的空间

但这并不意味着税制短期没有调整的空间。

实际上，当下国内税收体系还存在通过将着力点从税率向税基转变，从而增加国家税收以化解收支矛盾的空间。

中国一直不擅长处理税率与税基的关系，往往在低税率与高税率两个极端上“蹦极”。事实上，税收与税率的遵循“拉弗曲线”，一般情况下，税率越高，政府的税收就越多，但税率的提高超过一定的限度时，企业的经营成本提高，投资减少，收入减少，即税基减小，反而导致政府的税收减少。税率与税基的选择，也就是“放水养鱼”还是“涸泽而渔”的选择。

从国内来看，中小企业一直以来承担着与自身不相符的高税负，虽然在经济实体上与大型国企央企无法相提并论，且难以享受各种政策上的好处，却贡献了50%以上的税收、60%以上的GDP、70%以上的技术创新、80%以上的城镇劳动就业和90%以上的企业数量。

而从国际经验来看，降低税负才能提高市场配置资源的效率，以降税发展经济，中东与日本、新加坡等东亚国家就是代表。特朗普更是大刀阔斧推动美国减税。

最后，改革三十年的发展实践屏蔽了原本应该纳入征税范围的很多类目，比如资源税、环境税等在一些发达国家已经成熟，而在我国却只是起步阶段。

而针对资本的利得税，在国内更是有很大的空间，但目前的税收体系还是拿劳动者开刀，对于通过资本获得暴利的群体却没有相应的税收政策跟进。不但不利于推动税负公平，更不利于调节贫富差距。

由此，无论是从国情还是国际潮流来看，降低税率、扩大税基都存在很大空间。

在经济发展的拐点阶段，财税困难恰恰可成为改革推进的“助推器”。而通过增长方式转型、生产方式升级和产业结构调整的共同发力，做大中小企业的盘子、规模和领域，最终才能实现扩大税基、丰富税源，保证财政收入的长期可持续增长。但破题的关键仍然取决于形势的严峻程度。

尤其是当就业问题日益凸显的背景下，无论是两千多万返乡农民工的去向（根据统计局发布的《2017年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》，2017年农民工总量达到28652万人），还是数百万大学生的就业都可能成为社会稳定的扰动因子，吸纳大量就业人口的中小企业纷纷倒下，后果将不堪设想。

由此，就业问题或将成为决定税收调整进程及状态的终极砝码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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